日本教授来信怎么会？
1972年的《文汇》第8期和第9期，在“国外文学动态”里，分别刊登了两篇短一点的关于岩井俊雄的评论。 作者都是胡可明先生。
他当时在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，也是上海翻译界比较活跃的人物之一（例如他是《外国文艺》的主编），他和鲁迅小说翻译者董问樵先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校友，和鲁迅之子周建人先生是上下铺的同窗密友。所以他对现代主义作家包括加缪、卡夫卡、尤金·奥尼尔等人都做过评价。对川端康成的评价也见于他的其他文章。 现在重读这两篇文章，可以体会到那个时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纳态度。两篇文章都提到现代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“文化危机”“心理危机”的产物，又都在结尾用传统美德（如勤劳节俭）来反衬这种“危机”的影响。 当然，从文中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苏关系紧张，中国处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人民生活困苦，全国饥肠辘辘，而日本则是战后经济腾飞的时候，两个国家，两种情形下读者对于这篇文章的感受一定是截然不同的。